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中国出版博物馆建设”。通过中国出版博物馆筹建小组紧张地工作，目前，该馆项目立项、出版文物普查、建馆用地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在筹建过程中，通过学习、考察、调研，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图1）。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等重大技术创造，都是当时人类文明形成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标志，都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都对世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意义。”

　　出版依赖于三大发明，即文字、纸张和印刷术。通过中华文明史来看，中国出版起到了记录中华历史文明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双重作用。文字的产生和稳定使得出版的文化保存与传播功能得以实现；纸张的出现则给出版提供了得以保存文化的物质载体；印刷术的发明则推动了文化的快速传播和快速发展。中国人在5000年前发明的汉字、2000多年前发明的纸张、1000多年前发明的印刷术，不仅记录、承载了中华文明，而且对传播、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发挥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出版博物馆不仅要充分地回顾过去祖先们留下的珍贵、丰富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要紧紧把握、研究、分析、展示世界出版业（特别是数字出版）的新发展，为创造中国出版新的辉煌增光添彩。建设中国出版博物馆可以讲清楚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继续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为此，本文从造字、造纸、印刷、数字出版四方面进行记录和阐述。
 
一、文字记录和创造了人类文明
 
　　恩格斯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人类文明史实际是文字记录史。”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摩尔根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指出：“文字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中国文字博物馆建在河南安阳，门前屹立着高大的字坊。字坊高18.8米、宽10米，取甲骨文、金文中“字”之形体    （图2）。
　　中国文字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作为记录历史事件的文字功能来看，中国早期文字经历了从“文字性符号”（图3）、“文字画”（图4）到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正式文字产生过程。从出土器物与殷墟甲骨文（图5）形体比较情况来看，中国早期文字性符号起源于距今8000～7000年的裴李岗、大溪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之前仰韶文化晚期是文字性符号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王晖《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仰韶文化博物馆利用仰韶文化出土陶器造形及其刻画符号设计了博物馆的建筑外形（图6）。


 　　河南漯河为纪念东汉许慎（约公元58～147年，有“字圣”之称）建立了许慎文化园，园里有一字形牌坊，由两个“字”型构成，正面刻写“字学宗师”，背面刻写“五经无双”，高度概括了许慎对中国文字乃至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图7）。园里还有一条宽3米、长80米的汉字大道，按照汉字发展的10个阶段精选历代名碑名帖摹刻其上，寓意一部汉字8000年发展史（图8）。许慎历经30年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共14卷、收文字9353个），其说：“黄帝之史仓颉始作书契”。传说中记载，仓颉“四目重瞳”，长着四只眼睛（图9），有异乎寻常的观察力，从鸟兽的蹄印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汉字（图10），天地鬼神为之震动，“天雨粟,鬼夜哭,龙亦潜藏”。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有仓颉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字学家认为白水是仓颉造字发源地，可能与“源泉”的“泉”字分开就是“白水”有关。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许嘉璐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审美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几乎都隐藏在一个个汉字对所要反映的事物的摩画、概括和美化之中。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指出：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不能忘记这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即汉字所发挥的作用。汉字独特的象形、表意等功能，使它可以成为各方言区的人群用来交际的共同工具，也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交际的工具。汉字把广大地域内的居民拉近，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并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国学大师饶宗颐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社会学家毕可生说，文字不光是记录了人类的智慧、经验、成果并使其流传久远，而且会使人类社会的一切思维活动、信息传递，系统化、集中化、抽象化、理论化并且可反复地进行智慧与经验的再思考、再创造、再研讨，从而产生更高明、更精练、更伟大的成果和发明。因此，文明！是文字创造了人类的文明。
　　张朋朋在《汉字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文中认为中国汉字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必须具备的四项基本条件：一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二是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三是历史比较长远；四是现状保护较好。应该把汉字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像长城、故宫、兵马俑一样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中汉字是最古老的——历史比较长远；汉字现状得到较好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中国已有30项列入其中，包括“汉字书法”“中国剪纸”“金石篆刻”“宣纸制作技艺”等。我们期望着汉字也列入其中。
　　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光中1974年写的散文《听听那冷雨》里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般的向心力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英文、日文、俄文所能满足？
 
二、纸张是传播人类文明的圣火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项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中华文明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是出版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出版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写字。纸莎草纸是用尼罗河边的一种纸莎草压制而成的板状物，这种象形文字和纸莎草纸早已失传，只有从墓葬出土的文书还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在纸发明以前，我国先民曾尝试以龟甲、兽骨、金石、竹木、缣帛等材料作为文字的载体，但是这些载体自身都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活动的发展。据历史记载，西汉末期、东汉初期，有应用纸张的记载。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代，皇家藏书中分为素、简、纸三类，素是帛书，简是简牍，纸就是用纸抄写的书。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以来，由于文化的发展，长篇作品相继出现，简牍的局限性愈显突出。如将万字书写在简上，需400片。《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在位时每日批阅的简牍呈文以石（120斤）计。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齐人东方朔（约公元前161～前87年）至长安上书，用三千奏牍，由两人抬至殿前，读之两月。这些实例说明简牍用来书写和阅读字数较多的文书时，就显得笨重而不便。丝织物虽比竹木材料好用，但最大问题就是价格昂贵，汉代一匹（2.2尺×40尺或6.7平方米）绢值600铜钱或720斤米的价格，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故有“贫不及素”之语，缣帛不能成为面向大众的书写材料。到公元前2世纪的秦汉之际，甲骨早已淘汰，金石不堪书写，只剩帛、简两种材料了。
　　《后汉书·蔡伦传》曰“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也。以永平末（公元75年）始给事宫掖，建初（公元76～86年）中，为小黄门。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敞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陕西省洋县龙亭镇蔡伦墓祠门前楹联写道：“此墓此祠光耀两千载，斯公斯纸恩泽亿兆人。”（图11）


　　　潘吉星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指出：纸与所有古代书写材料相比，其优越性如下：①表面平滑、洁白受墨，幅面大、容字多；②体轻柔韧、耐折，可舒卷、粘贴，便于携带和存放；③物美价廉，原料遍及全球；④寿命长、用途广泛，可进一步加工，制成日用品等用品。纸的出现是人类文字载体发展史中的划时代革命，2000多年来，造纸术不仅在中国发明和推广，而且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迅速取代当地的文字载体，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材料，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纸和纸写本的迅速增加，首先促进了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大发展。东汉首都洛阳太学生多至3万多人，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同时私人教学之风盛行，全国在校学生总数至少以数十万至百万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造就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除从事经学研究外，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各种先秦典籍被仔细注释，大量新作品纷纷面世。《汉书·艺文志》列举当时著作目录有678家、14994卷。古代传统科学体系也在汉代形成，出现《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灵宪》（天文学书）、《本草经》、《伤寒论》和《汜胜之书》（农书）等优秀新著。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汉赋和古诗文学形式对后世文学具有长期影响，以王羲之（公元321～379年）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其书法千余年来为人们所效法。
　　纸的出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引起变化。用各种纸写成的官方文书、法律、布告、档案等，比用其他书写材料更方便使用，大大提高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了政权建设。各地纸厂建立后，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税收和出口贸易额。纸本的公私契约、账簿、票据，保证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有效运转。
　　美国人麦克·哈特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将蔡伦排在第七位，他说，今天纸张成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纸，世界将会怎样。如今，书籍及其他材料得以大量印刷出版，原因在于有了纸。当然，如果没有印刷技术的出现，纸张也不会如此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数量充足、造价低廉的纸的出现，印刷术也会变得没有意义。为进一步理解纸及印刷术的全部含义，我认为有必要就中西文明史做一下比较。公元2世纪以前，中国的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汉代以后，中国的文明发展进程赶上并超过了西方。公元7～8世纪，中国成了世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15世纪以后，西欧在文化方面的发展程度超过了中国。关于这种变化，学术界有各种解释，而我相信的是最简单的，也是长期被人忽视的一种解释，即中国文化发展的障碍，多半在于没有便利的书写材料。在那时的中国，文人出行要用车来载书，可以想见，在如此沉重的负荷下，中国的朝廷是如何运作的。蔡伦的发明，使这种状况完全改观。此后不久，中国成了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相继出现了被后人称作“四大发明”的其他三项发明：指南针、火药、雕版印刷术。
 
三、印刷术是推进科学发展文明创造的杠杆
 
　　印刷术被称为“神圣的艺术”“文明之母”。孙中山先生指出：据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也。印刷工业为近世社会之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
　　从考古发掘、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印刷技术发展规律角度等方面综合考察，印刷术起源于南北朝（公元5～6世纪），当时造纸、制墨技术足以提供满足印刷需要的纸和墨，从印章和碑拓技术向印刷术过渡的技术准备都在此时成熟。对印刷起刺激作用的佛教也在南北朝时期获得发展。历史表明，印刷技术最初来自民间，与广大佛教信徒的宗教信仰有关，早期印刷品多是佛经、经咒和佛像。
　　印刷术的出现，是继造纸术之后，人类制造精神文化产品过程中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使手工抄写书籍被机械复制所代替。使用这种技术后，不但免除了人们的抄书劳动之苦，还大大降低了书的价格，也缩短产生一部书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使社会上书籍的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
　　明代陆深（1477～1544年）在《河汾燕闲录》中写道，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594年1月5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冯道，882～954年）先矣。明代版本目录学家胡应麟（1551～1602年）《少室山房笔丛》（约1589年）、《甲部·经籍会通回》认为：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自1958年建院以来，陆续收藏到历代造像300余尊，其中大部分是铜造像，其中唐大和八年（834年）铜铸千佛印版特别引人关注，它是同类铜佛印版中时代较早的。铜铸千佛印版通体鎏金，呈长方形，通高14.8厘米，宽11.5厘米，厚0.7厘米，重456克。正面铸有佛像共9层，108尊。在佛印的背面正中部有一弓形印钮，印钮上下各有金刚真言，发愿文一段。发愿文告诉我们，唐代一位任姓信徒发愿请人铸造此佛印。“佛印”当为“佛印版”之简称。铸版的时间为唐文宗大和八年四月十八日（834年5月30日），距今已有1180年了，这件铜铸佛像印版的发现填补了唐代铜版实物收藏的空白，为研究铜版印刷史提供了早期实物资料。这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铜版铸印版，为中国发明铜版印刷术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印制于公元868年的《金刚经》（现存于大英博物馆）。2009年9月30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12）。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图13）珍藏着该证书。该馆收藏20余万片古籍版片，透过长距离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专业人员正在做保护工作，这种保护与展陈同时并举的方法，以及印刷互动区很有新意。“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陈列”被评选为第七届（2005～200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最佳形式设计奖”。
　　中国自公元前2世纪有了纸以后，纸作为文字载体，在传播思想、发展科学文化方面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纸本读物仍靠手写而成，而每次只能写出一种书的一份。随着文化的发展，书的种类越来越多，其篇幅也逐渐加大，迫使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埋头于案边逐字逐句地抄写，花费了无数时间和劳动。为了从这种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吃够了这种劳动之苦的中国人，便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是将原作品上的文字或图画在木板上刻成凸面反体，于版面上涂以着色剂，将纸覆盖于版上，用刷的压力施于纸的背面，从而在纸的正面显示正体文字或图画的多次复制技术。一般来说，每块雕版可连印10000次，每个工人每天可印1500～2000印张，每张约400～500字，这种复制技术的工作效率远远超过手抄。
　　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撰《梦溪笔谈》30卷（被世人称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梦溪笔谈·活版》介绍活字版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约970～1051年）：“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溶，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而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1990年在湖北英山草盘地五桂村毕家坳发现毕昇墓碑。湖北省英山县建立毕昇纪念馆纪念毕昇（图14）。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昇活字印刷技术最早的历史见证。
　　144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内斯·古登堡（1398～1468年），发明金属活字机器印刷，印刷了第一部机印版《圣经》，该《圣经》有1282页。目前，世界各地尚存48部，1978年美因兹市从美国纽约以370万马克买回一部。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指出，古登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德国美因兹有古登堡博物馆，该馆临街而建，展厅晚上也亮着灯，一张羊皮纸挂在窗上（图15），白天参观时可以和工作人员一起印刷（图16），法国斯特拉斯堡广场矗立着古登堡纪念碑（图17）。



　　美国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用了17年（1962～1979年）时间写了80多万字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她认为：印刷史上掀起的传播革命对近现代欧洲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没有印刷术就没有近代科学；活字印刷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发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迟早将感觉到印刷术的影响；手抄书散发着“干巴巴如锯末的学究味”，印刷术是在“醇美的甘泉里痛饮”，是“脱缰的技术”；印刷术率先赋予印刷商权利，率先制定专利法，两者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10年内完成的：1469～1474年威尼斯制定了版权法和专利法。印刷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深刻揭示出技术必须靠出版才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840年，恩格斯为美因兹为纪念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举办第四届百年庆典而写了《咏印刷术的发明》：你赋予思想和言语以驱体，言谈话语本来随风飘散、无踪无影，你却用符号锁住了他的生命。冰封的莱茵河看到古登堡崭露头角。印刷术问世流行，看，欧洲感到激动、震惊，它迅速崛起，发出海潮澎湃的强音，就像一阵狂飙骤然降临，将地底的火苗从昏睡中唤醒，于是烈焰升腾，传来阵阵轰鸣。
　　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认为，古登堡对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古登堡的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后，欧洲科技发展迅速。古登堡的发明也许是诱发近代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因此，麦克·哈特将古登堡排在第8位，仅次于第7位蔡伦。
　　我们怀念汉字激光照排和电子出版系统创始人，有“当代毕昇”之誉的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王选（1937～2006年），他的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一个崭新的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我们感谢雅昌集团董事长万捷，他是世界最高印刷水平的引领者，是从传统行业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成功转型的先行者。他提出并实现了“传统印刷+IT技术+文化艺术”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他的努力，中国印刷27次夺得世界印刷最高奖项，为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的故乡赢得世界的尊敬。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活字印刷”令人难忘、令人震撼（图18）。


　
四、数字出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助力
　　媒介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信息传播时代五个阶段。口语传播时代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文字传播时代始于距今8000年前；印刷传播时代始于距今1500年的隋唐时期；电子传播时代始于1844年，距今170年；信息传播时代始于1946年，距今约70年。可见，各个媒介传播方式的发展速度是呈加速度发展的。当前方兴未艾的信息传播方式把各自独立的单一传播变成了综合传播，将单功能的媒体变成了多功能媒体，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发展技术，面对数字化的浪潮，数字化是中国出版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度发展过程中乘风破浪的最佳助力。
　　张志强、左健主编的《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新千年来的中国出版业》指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闻出版业对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在具体业务实践方面和经验形成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同时，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还是用户规模，都处于急剧增长之中,这是其他产业发展过程中少见的。目前，数字出版的收入规模在新闻出版业，乃至文化产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发展趋势和升级转型方向（表1）。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手机阅读基地总经理戴和忠介绍，截至2013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达到4.64亿。手机阅读基地2013年的收入是2010年的近10倍 ，用户是2010年的近5倍（表2、表3）。


 　　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网由“数据库、考试培训、教育服务、健康科普、医学百科、数字教材”六网合一，有3万多册图书、光盘、期刊内容，3000多小时视频资源，70多万幅图片，3万条词条，存量纸质内容已经全部数字化，注册会员已达百万人，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最新、快捷、优质的信息服务。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就数字、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和对社会各方面带来的重大影响出版了许多著作，例如英国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迪·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英国约翰·B·汤普森的《数字时代的图书》、美国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和美国杰里米·里夫金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等，这些书里概括起来有许多重要的观点：
　　一是：虽然1960年就有了“信息时代”和“数字村镇”的概念，但在2000年的时候，数字存储信息只占全球数据量的1/4。到2013年，世界上存储的非数字数据只占不到2%。15世纪中叶，人类发明了印刷机，在这之后大约出版了1.3亿册图书。到2010年为止，大约有2000万册图书被扫描成了数字图书。在古登堡时代，人类意识到了文字的力量，也意识到了信息广泛传播的重要性。随着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不同于印刷技术革命，我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去慢慢适应，我们也许只有几年时间。
　　二是：“大数据”运动就像互联网一样，将会在世界和社会的运动方式上带来跨越式的变革。世界已经被设置成记忆模式。数字化记忆发展拥有四大驱动力：①数字化。在40年前，数字化还只是一个相对晦涩的话题。而今天，如果主流文化没有数字化，几乎不可想象。②廉价的存储器。“摩尔定律”已经适用了40多年，即当价格不变时，每18个月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③易于提取。书籍承载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要在书中找到特定的某一页信息则既困难又费时。相较而言，从数字存储器中提取信息则容易许多，便宜许多，也迅速许多：在搜索框里输入几个关键词，点击一下鼠标，几秒钟之内一系列相匹配的信息就被提取出来了。④全球性覆盖。全球性覆盖的数字网络消除了地理距离的限制；为了获取一个连接到全球数字网络数据库中的信息，一个人只需要接入那个网络。
　　三是：今天，图书出版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其变化之深刻就如古登堡开始用传统的螺旋压印机来印刷生产文本那样。这个变革的动因之一是由数字化引领的科技革命，还没有人能准确知道这个革命将会在图书出版领域怎样演绎。最近几年一些更广泛的发展影响了出版界：首先，资源的逐步集中。集中或“大集团化”已经被明确视为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等领域的标志。其次，市场和市场渠道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零售连锁店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销售的性质，也改变了出版商与图书销售者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是网络零售商或电子商务零售的兴起。再次，市场和出版公司的全球化。最后，新科技的影响。数字革命已成为出版业一支主要的变革力量。
　　四是：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科技和通信领域如闪电般迅速进步，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①创新时代的来临。人们一直以来就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远古时代就在洞穴的墙上绘画，到古登堡印刷术和打字机出现后人们发表言论变得更加容易。但是装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使得人们可以在桌上就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数字化格式，数字化格式是非常重要的，处理信息更有效率。②互联时代的到来。③工作流软件：让你我的应用软件相互对话。④变平因素——上传驾驭社区的力量。⑤变平力量——外包：YZK（计算机“千年虫”危机解决）。⑥离岸经营：中国领导人比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更关注如何提高年青一代的数理和计算机知识，30年的历史将见证中国经历“中国销售”——“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中国梦想”的整个过程。⑦变平力量——供应链。沃尔玛不断改善信息系统，其电脑系统仅次于美国军方系统，比微软总部的服务器还多。沃尔玛连续3年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居首。⑧内包（一种水平合作和创造价值的新形式）。⑨变平力量——提供信息google（谷歌）、雅虎和微软公司推出的即时通讯软件（MSN）搜索服务。⑩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托马斯·弗里德曼将一些新技术称作类固醇，重要原因是它们可以放大和增强所有其他变平力量的作用）。
　　五是：历史上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此时，新通信技术变成组织、管理复杂文明的手段。19世纪印刷业中蒸汽动力技术的引入使新闻媒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工具。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话以及随后出现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网络，使人们从此踏进了石油经济的汽车时代。如今，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日前，我们访问了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该集团已有150余年历史。2006年8月，其电子出版物平台（Spring Link）正式上线，同年10月，施普林格中国网站开通。该公司拥有全球600个集团用户，与3.5万余家机构组织保持合作，以每年出版超过2400种学术期刊、7000种新书的速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与科技图书出版社及全球三大学术期刊出版社之一。其资源内容包含电子期刊、电子丛书、电子图书和在线参考工具书等。在150余年中，曾有1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施普林格发过论文。施普林格期刊的数字出版策略是：期刊数字化，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版的所有期刊进行数字化转换；开发移动终端软件。业务特点是：数字期刊资源丰富，检索服务功能强大，在线回溯数据库内容丰富，功能全面，服务个性化，内容权威、回溯过去，网络营销、灵活运作。
　　汤雪梅在《以互联网思维建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一文中指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物，做好数字出版，建立互联网思维是重中之重。以互联网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在数字出版领域里的应用为切入点，在互联网思维体系下，传统出版数字化未来的三大走向是：从版权售卖走向内容增值模式，由生产管理走向服务运营，由激烈竞争走向合作共赢。
　　青苹果数据中心总裁唐五一认为：传统出版社通过与数字出版企业合作，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公司研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注入动力；另一方面也让传统出版社内容资源得到了深度开发和利用，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双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爱思唯尔公司董事长池永硕说：不要叫我们出版社了，我们是数据库生产服务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刘奇葆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推动新闻传播从“铅与火”“光与电”走到了“数与网”。新兴媒体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网络技术和信息内容相互结合发展的过程。
　　设计中国出版博物馆“造字”“造纸”“印刷”等展示馆比较容易，因为有大量的文献、实物作为基础，然而，设计“数字出版”展示馆相比较而言很有难度。本文之所以长篇累牍在“数字出版”里介绍近几年数字出版、手机阅读的快速发展，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对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数字出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的阐述，就在于与中国人在5000年前发明的汉字、2000多年前发明的造纸术和1000多年前发明的印刷术相比较，我们的数字出版发展也必须赶上世界技术发展的前进步伐。莎士比亚曾写道：“凡是过去，皆为序曲。”西方谚语有云：“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未来。”最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让我们紧跟中央部署，认真贯彻总局和财政部的文件，秉承祖先的智慧，抓住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出版数字化的机遇，加快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以实际成果设计好“数字出版”等中国出版博物馆每一个展示馆。让中国出版博物馆的“造字”“造纸”“印刷”叙述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让“数字出版”展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亚太博物馆联盟主席宋新潮在今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让古老的收藏讲述鲜活的故事》。他说，今年博物馆日主题确定为“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这个主题提醒我们，博物馆是一种鲜活的机构，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为不同观众、不同世代和不同文化架起沟通的桥梁。面对全球化不断深入、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不断深入的现实，博物馆及其藏品是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之一，博物馆在推动社会发展、传播科学知识、倡导文明进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好并发挥好中国出版博物馆的作用，与宋新潮上述观点是一致的。让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认真梳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传统的资源，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博物馆的办展经验，参照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收集、保存、研究、展出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为公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群策群力，全力以赴共同把中国出版博物馆设计好、建设好，为传承、发扬中华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宋明昌        来源：《中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