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精品的路径是什么?
编者语:文艺大家在哪里,经典作品在哪里,与时代匹配的伟大作品何时出现,似乎正在成为整个文艺界乃至整个民族的期盼和焦虑。精品是“磨”出来的,是一点一滴“炼”出来的,这是通往精品的普遍路径。围绕这个话题,评论家和作家展开了对谈。
“长”和“快”不等于“精”
张江:古人提倡“十年磨一剑”,但在今天,文艺创作“一年磨十剑”的现象似乎越来越盛行。不讲质量,只讲数量,不求精度,只求长度,注定难以产生精品。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度,取决于精品的多寡。历史的大浪淘沙是最严苛的选择,唯有精品才能经受考验,成其久远。
张平:自从进入信息时代,有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文艺创作进入了大提速时代。以网络文学创作为例,有些网络写手,每日上万字的写作纪录被屡屡打破,一年可以写出几部长篇,每部长篇的长度也日益惊人,从数百万字到上千万字,已是屡见不鲜。网络文学创作的极速化、巨幅化,导致青少年中普遍流行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网络阅读方式,被称为“划拉式阅读”,一小时可以阅读十几万甚至更多文字。这种网络写作和网络阅读的交互影响,造成青少年的深阅读越来越困难,也使得网络文学的精品化创作越来越稀缺。传统文学创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电脑的方便、打字的快捷,使得传统文学创作的速度越来越快,有的创作者一年可写两三部长篇,一部长篇可达七八十万字。有人统计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量已由每年1000多部增长到4000多部。至于网络文学领域,长篇小说创作的字数、部数已经多到无法统计。有人说,这是一个长篇狂欢的时代,一切似乎都以长为美,以快为佳。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受众开始适应这类文艺作品时,一个让人深感忧虑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具有时代特征、代表民族形象、寄托我们理想和信心的文艺形象,家喻户晓的文艺精品难得。
文艺大家在哪里,经典作品在哪里,与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何时出现,正在成为整个文艺界乃至整个民族的期盼和焦虑。打造精品,是文艺创作的高标准,也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文艺家的职责。打造与时代相匹配的文艺精品,需要优秀文艺家的努力,更需要严肃认真的文艺创作。
如何成就真正的精品
张江:在现实中,一部作品能够成为精品,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的各个方面都堪称完美无缺。历史的选择往往并不具备面面俱到的周延。但是,从打造精品的角度而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三精”必须同时兼顾、缺一不可。因此也可以说,精品的淬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创作者、表演者和制作者共同努力。
赵丽宏:我们理解何谓“精品”,进而打造真正的“精品”。思想精深,其涵义非常丰富。它要求作品的内容鲜活灵动,对生活的描述真实准确,作品的感情真挚充沛,所表达的思想符合时代精神,对历史和人性有深邃而独到的见解。综观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无不如此。鲁迅的文字能够流传久远,历久弥新,至今仍能启迪读者,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深邃;巴金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能震撼灵魂,打动人心,就是因为他的真诚、他面对生活和历史的坦诚态度,使他在反思历史的同时,无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思想的深刻和情感的真挚,其实是难分难解的。
艺术精湛,这对所有的创作者,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它要求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在表达风格和展示形式上是独特的,是引人入胜的。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都是如此。再深刻的作品,如果形式单调、语言干涩、缺乏韵味,那就无法亲近读者、吸引观众。对文学家而言,艺术精湛,是指作品构思新颖精到,语言文字独具一格。老舍的《茶馆》,为什么几代观众百看不厌,就是因为它独特的形式和个性,在一个小小的茶馆中,通过几个人物极其生动的生活化的语言,将历史的沧桑凝结在舞台上。这正是精湛艺术的魅力。
制作精良,是指以最好的方式展现推广文艺作品,使之生动准确地体现原作的风格神韵。影视、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对制作的要求尤其高,好的剧本和曲谱,若没有高水平的导演和演员,没有一流的乐团和歌者的诠释展示,便无法走向读者和观众,无法成为有影响的作品。再美的璞玉,没有雕刻家精心雕琢,终难成为一件独具内涵的艺术品。
有些作品,问世后轰动一时,不久便被人遗忘。事实上,这些作品引发轰动的原因,并非艺术本身的魅力,多是涉及的题材触及了一些社会热点话题。时过境迁,这类作品便被淡忘。还有一些作品,因其新奇怪诞,初现时热闹一时,但如果没有坚实的内核,没有深刻的思想,新鲜感过去,作品的生命也便随之结束。究其根源,这些作品无法传世,就是因为缺乏“精深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精良的制作”这三者的统一。
创作不能急于求成
张江:我们当然不否认天赋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历史上也不乏创作者一挥而就之作成为经典的例子。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花费最少的精力拿出令人折服的作品,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从更普泛的意义上说,精品是“磨”出来的,是一点一滴“炼”出来的。对绝大多数创作者而言,这才是通往精品的普遍路径。
郭文斌:从198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已经走过了30年的创作道路。这30年,前十年摸索,中间十年转型,后十年自觉。第一本书出版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创作是有问题的,一些作品让老人看,也不敢让孩子看。我还发现,此前的学习和创作,没有解决我的人生困惑,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我想,它又能带给读者什么呢?经过一番深入的反省和思考,我决定往回走,从传统文化中重新寻找答案。我发现,人们之所以活得焦虑,活得不快乐,是因为心中失去了安详。
随后,我把目光转向生我养我的大地,进行“农历”系列的写作。2010年,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农历》。这期间,有过许多约稿,也有过其他长篇计划,我都一一放弃了。我心里始终装着“农历”,惦记着“农历”,不放弃搜集、体验“农历”的一切机会。写得很慢,修改得也很慢。把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我又拿回来修改,如此六次,终成其书。
这些年,我还以一位文艺志愿者的身份,投入文化公益事业。一方面到大学、文化机构、基层社区、厂矿、农村等地义务讲学;一方面担任央视《中国年俗》《记住乡愁》 等纪录片的文学统筹工作,这些都让我重新认识传统、认识人民、认识生活,也更加认识文学。
文学是对生命的敬语
张江:事实上,精品的创作生产并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往内里说,它更核心的要素,是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人格是否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够支撑起一部精品的思想含量和艺术高度。人格上的侏儒,不可能打造超越自身重量的青铜重器。因此,除了在创作上苦练内功,作家、艺术家还必须让自己在人格上高大起来。
刘醒龙:人生中常会遇到“识时务”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一阵风将许多“乌纱帽”吹到了读书人头上。没过多久,又有许多读书人闻风而动,停薪留职下海去折腾。当然,从拼命上大学,到千方百计从政,再到疯狂追逐“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此“识时务”,也可以看作人生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和经历。而另一些人,认准一种自己最看重的价值,心无旁骛、清苦寂寞地坚持下去,不在乎是否会成为又一个西绪弗斯神话。《蟠虺》开篇的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表明了两种境界,前者可以看作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后者则是常态之上的创新。
文学最不应当表达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识时务”,文学的意义只能是“不识时务”。巴金在写给1991年5月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贺词中说:要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巴金的这句话博得与会青年作家经久不息的掌声,因为这才是文学的至理名言。2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记着这句话,我认为对作家来说,还必须将心交给自己。唯有掌握了自己的心,才能够发出属于文学的声音。不识时务者之所以能够被誉为“圣贤”,就在于他的一切首先属于自己的心。
属于自己的心的文学,往往会与世俗习惯产生冲突。而文学存在的意义恰恰是对世俗的拆解,从中找出心灵的真实。心灵真实基础上的文学才有可能于岁月之河中逆流向上。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讲述了在一切与文化相关的努力都是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人才”的时世之下,还有一些卑微的人,在用卑微的精力,捧着那名叫“良知”的薪火默默行走于大地之上。整整20年后,在《凤凰琴》基础上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依然能够引起属于文学的反响。这很好地表明,时光是文学最好的鉴定者。
文学是时代的气节,还原到叙事上,文学可以是人对生命的敬语。我于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让很多人觉得惊讶,文学带给人们的这种惊讶是文学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人格,标志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格,这些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格形象被人为矮化,并非知识分子本身真的那么糟糕,而是糟糕的一面被过分夸大了。实际上,懂得并坚持自守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比比皆是。文化与文明的重建,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建。《蟠虺》的写作源于发现和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相比各种各样的学术成就,知识分子的人格应当是这个时代的“青铜重器”。
张江:当前,一些作家、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焦虑症”“恐惧症”,唯恐自己被边缘化、被淡忘,于是就靠频繁地“露脸”“出镜”,强化读者和观众的印象,而为维持曝光率,常常拿出一些粗制滥造之作。精品,唯有精品,才能让作家、艺术家的名字不被淡忘,乃至不朽,哪怕终其一生只有一部。
来源:文学报